1263 商人辨源

犹太人很擅长经商，这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自罗马帝国攻陷耶路撒冷直至1948年以色列建国，其间的2000多年犹太人惶惶如丧家之犬，以遗民的身份流落于世界各地，而在商业领域内却一向经营有道。与犹太人类似的，是中国最开始的一批商人。

 

中国历史上职业性的“商人”群体，一般认为来自商代的遗民。“商人”之商，本指的是殷商。

传说商人的祖先契，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地。商族善于贸易，契的六世孙王亥，常亲自与他族交易，不幸被有易氏杀害，其子起兵灭了有易氏，替父报仇，商族的势力由此扩展。到王亥的七世孙汤，利用贸易为武器，削弱对手夏的实力，最终取代夏桀，建立商朝。如果传说属实，那是最早有意识地把经济力量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周武王灭掉殷商后，把殷商本土分成三大部分，派他的几个兄弟以重兵弹压。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驻扎在殷商故土的那几个王叔不服气，和殷遗民串联起来作乱。周公东征，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彻底平息叛乱。又建立了洛阳作为周监控东方的军政中心，号称“成周”。周公为控制殷商遗民，把大部分人迁到洛阳，叫他们“顽民”，“顽”，有冥顽不灵的意思。足见周人对他们歧视、防范、猜忌之深。这些亡国者们受到严密管控，丧失了权力，没有土地，当然无法与主流社会靠拢，为谋生计，东奔西走，搞起了买卖。做买卖，作为胜利者的新朝达官贵人们当然不屑为之，而平民们忙于耕作，也无从顾及。这倒好，反而给殷商遗民留下一个发展的空间。久而久之，社会便以“商人”来称呼这一专门从事贸易的阶层。

到春秋时，商人身上的亡国孑遗者的色彩淡化了，成为与士、农、工并列的，同为社会所需的职业。许多周人、甚至是贵族也进入经商的行当，商人的影响力大起来了。当时的郑国很注重保护商业和商人的利益，郑国著名的大政治家子产，提到郑国先君曾与商人有过盟约：“从前我们先君桓公和商人都来自于周，一起劳作，斩除杂草，共同开发这个地方，建立城市，相处很好。还立下誓言，世代相守，直到今天。誓言是‘你们不要造反，我也不强买，也不抢你们的东西。你们发了财，繁荣了市场，我也不干预’”。商人只要不背叛国家，国家也不对商人强买，尊重商人的自由交易。划定好双方义务的边界，彼此相安无事。

“商人”这个称呼出现得较晚，是在殷商灭亡后；但商人这一职业早已有之，殷商时期就有了。

 

商业活动离不开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的货币。中国最早的货币，一般认为是贝类。文字是活化石，远古时代以贝壳作为货币的情形遗留在文字中。现代汉语中，指示价值性、交易性的语汇都从“贝”。如，财，贸，赠，贡，买卖（繁体字是“買賣”）等等。这似乎是在暗示，中国必有一段使用贝类作为货币的时期。

奇怪的是，为什么夏商人选择贝壳作为货币呢？有人猜测，贝壳可能象征生殖，选它作为货币，除了容易携带、分割、称重、计量等物理特性外，还有一点，可能暗含着某种形而上的货币观。有生生不息的用意，所以后人干脆还用“子母”来形容本息的关系，即以钱生钱。将本求息，钱上生钱，既说是“生”，类似生殖，无疑应有“情”的因素在内。经商目的是求利，利如何“生”出来呢？

靠“情”。

 

1727 《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三个大商人

由春秋到战国的几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的转折期，传统相对静止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风云激荡，社会中蕴含着巨大的活力，各种人物在历史提供的机缘中应运而生。除了早已为人熟知的诸子百家在思想学术领域做出的开创性的贡献外，商人也是不容忽略的群体。这个时期内，涌现出一大批富商巨贾，他们同样是闪烁着光芒的人杰。

司马迁慧眼卓识，看到了商人的价值，特意为他们作传，这就是《史记》中的《货殖列传》。更可贵的，司马迁不是古板刻薄的道德先生，他不讳言利，他认为求富贵是人的天性，不必教，自然会做。只要国家权力不干涉，民众自发地贸易，互通有无，各地物产周流天下，财富如水滚滚涌出，社会由此繁荣、富庶起来。司马迁最反对政府与民争利，而主张采取放任政策。这一眼光，非常卓越，放在今天，也不过时。所以有的经济学家，像张维迎教授，就认为司马迁是中国最早的、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市场自由主义者。

从严格意义上说，《货殖列传》应是《史记》最后一篇（实际上最后一篇是司马迁的自序，古人著书，习惯于把自序放到最后）。这是否在暗示：能终结历史的，就是个经济问题，或者说财富问题呢?

 

范蠡

这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搞政治厉害，帮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敢于放弃分享胜利的果实，功成身退。

范蠡做买卖，眼光精准，迅速累积起巨量的财富，人们尊称他为陶朱公。司马迁说范蠡的经营特点是“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什么意思呢？《孙子兵法·任势篇》中有句话“善战者，求之于势，而不择于人”，与范蠡相通。只是一个用于经商，一个用于打仗。它背后的哲学基础就是后来黄老道家的“因循”思想。简单来说，做小买卖靠个人的辛劳努力，做大生意则不然，要观察和掌握时势的变迁。如果能预测到经济周期的变化脉络，踩准发展的节点，其收益是惊人的。

《货殖列传》里还提到与范蠡并驾齐驱的计然，关于此人的来历，众说纷纭。通行的说法把他认作范蠡的老师。他富于经济头脑，提出一个命题“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认识到货币流通的重要性。明代小说《金瓶梅》，主角西门庆也是个商人，他对货币的个性也有同样的认识：“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好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积财，反倒有罪，这是个新鲜而又深刻的说法。货币的价值就是在流通中增值，这是货币作为货币的天性，阻碍货币的流通，当然是有罪的了。

 

子贡

孔子的高徒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从《论语》里看得出孔子非常喜欢子贡。第一，小伙子头脑灵活，老人家挺中意的；第二，小伙子不是只会啃书本的呆子，办外交是把好手，还能经商赚钱。

孔子带着一大帮子学生周游列国，一路上的花费定然不少，我猜想——当然没有史实根据——懂经营的子贡大概为老师及同门师兄弟这个志在接管哪个国家的权力的团队动过脑筋、付过账。所以，子贡是孔子团队里难得的干实事的人。如果要说儒商，那子贡才是最早的、最正牌的儒商。

孔子评价这位高徒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大名是端木赐，不受命，是说他不接受既定的命运的安排，很活跃，不爱守本分；亿是臆测的意思，子贡做起生意来，对经济周期，预测精准，很少落空。他可谓生财有道了。

 

白圭

司马迁说他“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很明显他富于智慧。类似如今的炒股票，低位买进，高位卖出。

白圭挺自负，他说：“我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经商所需要的素质，诸如智慧、勇决、仁厚、强韧等，与从政和打仗别无二致。

特别要提“仁不能以取予”这句话，在白圭看来，所谓仁爱，就在取予之际。一般人多认为，在商言商，无关乎情感，亲兄弟也要明算账。掺杂进情感，取予不分明，是笔糊涂账。

白圭的看法要比常人更深一层：商业里不是不能有仁爱的情谊，问题是怎样把情谊恰当地体现出来。白圭的意思是：给予就是获取，让利就是受益，退后就是前进，为人才是真正地为己。即，给人的“物”越多，自己所收获的“情”更多。

 

从范蠡、子贡和白圭这三个最早的大商人身上，就已发展出中国商人经营上的特性：严格遵循商业世界的规律，精明强干，精于算计；同时，更有不计利害、讲究情谊的另一面。